1945年11月，一则消息在重庆的街头巷尾引发广泛讨论，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状告张之江和冯玉祥的诉状被法院拒绝受理了。这个决定在市民中引起了热议和关注。

法院拒绝受理的理由很简单：徐树铮已经于1925年12月30日去世，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，杀人罪的追诉时效为15年，而徐道邻提出诉讼的时间已经是1945年11月3日。显然，徐道邻的告状已经超过了时效期限。

得知这个决定后，徐道邻不甘心，他提出了抗诉，主张抗战的八年间由于特殊情况，追诉时效应该中断。他还引用了新修订的法律，指出根据现行的20年追溯期，只要在1945年12月30日之前提起诉讼，仍然可以被受理。然而，到1945年12月30日，依旧没有任何部门愿意受理他的诉状，直到案件因时效问题最终过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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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徐道邻所告的张之江和冯玉祥并非普通人物，但他自身也并不平凡。徐道邻曾是蒋介石的中文教师，受到小蒋的尊敬，且曾任老蒋的秘书。他并非一般的民众，在辞去职务、意图避免误解为老蒋指使时，他依然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声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诉状理应被接纳，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。

为什么法院拒绝受理这个案件？有一个明确的解释，那就是蒋介石在背后插手了。尽管冯玉祥与蒋介石曾是结拜兄弟，抗战后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，甚至开始反目成仇。如果只是单纯地告冯玉祥，蒋介石可能会乐见其成，毕竟这并不损害他的利益。然而，蒋介石并非普通人，他的决策考虑远比常人复杂。

当徐道邻的告状意外爆出时，蒋介石显然心中不悦。尽管徐道邻已经辞去了职务，表明此事与蒋介石无关，但徐道邻在过去曾是蒋家圈子的一员，深得信任。即便他与蒋介石划清了界限，外界依然可能会解读为蒋介石的指使，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困扰。

虽然蒋介石心有不甘，但他还是出手干预，阻止了这场诉讼的继续进行。蒋介石心知肚明，这种干预不会换来冯玉祥的感激，反而可能会在双方之间造成更深的裂痕。

徐道邻并未意外诉状被拒。冯玉祥尽管已经失势，但其在历史和军队中的地位仍不可小觑，而徐道邻仅凭自己一个人无法撼动这一点。事实上，徐道邻提出诉讼并非全因政治斗争，而是出于一种深深的传统孝道的情感。他的行为正是源于“以直报怨”的伦理观念，渴望用法律手段为父亲复仇。

尽管冯玉祥失势，徐道邻并非没有其他复仇机会。第一次是在冯玉祥退居泰山后，徐道邻曾被山东的韩复榘求助，但这背后其实有着利用徐道邻复仇的意图，徐道邻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第二次则是在抗战爆发后，冯玉祥因涉及谋杀萧振瀛而被免职。当时，徐道邻原本有机会再次起诉冯玉祥，但他却因为担心引发更多复杂局势而选择了放弃。徐道邻在这20年中内心并未放下复仇之心，但考虑到国家大局，他做出了与其个人情感不完全一致的决定。

徐道邻坚持通过法律途径为父复仇的决心，不仅符合他的个人伦理，更是站在了公正的一方。但站在另一个角度看，徐树铮的死是否真如徐道邻所想，值得为其复仇？历史上对于徐树铮的评价是极其复杂的，他既有显赫的政治才能，也有不少为人所诟病的行为。

例如，徐树铮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作为，让他被视为“当代班超”。然而，在一些政治操控和勾心斗角的事宜上，他的表现却令他得到了“小扇子”的绰号——这显然是对他某些行为的负面评价。

在一系列事件中，徐树铮的做法充满了权谋与算计。他在与张勋的合作中，并未反对张勋的复辟计划，反而曾暗中支持。再例如，徐树铮利用职权与张作霖勾结，偷偷挪用军饷，甚至掠夺北洋军的资源。然而，正是这些行为让他与许多人产生了矛盾，甚至最终在陆建章一案中深陷困境。

陆建章的死在历史上也具有深远的影响。徐树铮为了党派斗争，通过谋杀手段解决了这个“障碍”，而这种行为在北洋军阀中并不常见。即便如此，徐道邻却依然试图以法律来清算冯玉祥与父亲之间的恩怨。

从这些事例来看，徐树铮虽然能力出众，但其手段极为霸道，几乎无人能与之抗衡。而徐道邻的举动则充满了对于父亲的忠诚和孝道，尽管他深知可能没有什么实际效果。

那么，如果换成陆承武状告徐树铮，他是否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呢？从某种角度看，徐道邻的举动不仅仅是为父亲伸冤，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法律与伦理困境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，法律能否真正约束这些权力人物，是否真的能公正地处理这些案件？

至于蒋介石的干预，若徐道邻胜诉，北洋的老将和其他派系的将领们可能会受到威胁，毕竟在那时，很多人物都曾参与过类似的阴暗交易。如果冯玉祥和张之江的诉讼成功，或许会成为一系列诉讼的开端，而这对蒋介石来说，可能会引发无法预料的政治后果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